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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当代》杂志40年 “写小人物的命运难道不是作

  按:今年是《当代》杂志创刊四十周年。自1979年创刊起,《当代》就确定了“贴近时代、直面现实、直面人生”的办刊方针,以“文学记录中国”为办刊宗旨。四十年来,文坛潮起潮落,《当代》一直坚守着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方向,这与每一代《当代》人心中执着

  受访人:《当代》前主编 洪清波、现任主编 孔令燕、副主编 杨新岚、社长助理 石一枫

  1998年,孔令燕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,到《当代》杂志担任编辑。当时,《当代》十年没进新人了。

  当时的编辑主体是50后一代,孔令燕年龄最小。除了跟现在的副主编杨新岚年岁差距不大,其他人差不多都比她年长二十岁左右。她喜欢这个小环境:第一任主编秦兆阳提出并确立的现实主义传统,经过朱盛昌、何启治、常振家、洪清波、周昌义等几代人的坚持,风格和内涵又各不同。

  对于文学期刊和现实主义,那都不是好年月。几乎每一家期刊发行量都断崖式跌落,《当代》也从1980年代最高的五十万份跌落到十万份左右;先锋文学、“新写实”都很流行,现实主义显得有点落伍。各地号召文学期刊走向市场,有的期刊开始自谋生路。

  孔令燕刚上班时见到各地同行,大家最热衷谈论的就是“改制”和“拉赞助”,或计划跟哪家企业合作。《当代》比较镇定和稳定,继续以现实主义为主,以不变应万变。杂志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(注:下称人文社),及后来的主管单位中国出版集团,都没有让《当代》完成硬性经济指标。“再说,《当代》的人也不善于拉赞助,所以多年来《当代》没有上过软文或广告。”孔令燕说。

  反倒是《白鹿原》《尘埃落定》等重要现实主义作品,都在那样的环境中发表。“前辈编辑言传身教,让我很快领悟到《当代》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精髓。”孔令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作为年轻的新生力量,她到来后关注到杂志以前比较忽略的事情,诸如出版图书、开拓市场、信息化以及其他跨越边界的尝试。

  “《当代》以前给人的印象是重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,如果一部作品现实性强,艺术性上差一些,是可以的。”孔令燕当时觉得《当代》还像本老杂志,思路、理念和作品风格都显得有点保守,所以希望在不伤害杂志主体风格的前提下,形式上可以尝试一点突破。

  2000年左右,孔令燕在《当代》开设过一个网络文学栏目,中国的传统杂志最早与网络文学握手。那时在网上写作的是一批最先掌握上网技术的作者,多为理工科背景,聚集在榕树下和天涯社区。

  孔令燕每期选编五六位作者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短篇作品,十来页,《网虫日记》后来还拍成了情景喜剧。栏目做了三四年,2003年左右停了,那时网络普及,网络文学成为全新的类型文学。后来,她仍比较注意杂志数字化方面的发展,如线上阅读、设立网站、开通微博微信。现在,年轻编辑共同维护的《当代》微信公号,已经吸引到十几万关注者。

  “但杂志不能老变风格,基本定位不能变。”在孔令燕看来,《当代》就是要寻找既能反映现实,艺术上又比较成熟,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。她自助理编辑开始,又做过编辑、副主任、主任,直到2014年担任主编,负责杂志的全面工作。“我的职业生涯就是随着《当代》杂志逐渐拉长,我是在《当代》成熟起来的。”她说。

  2016年4月29日,孔令燕由短信得知,作家陈忠实当天早上7点40分离世。她马上让公众号编辑纪念陈忠实的内容,接着向相关作者约稿,于2016年第四期《当代》杂志刊登“纪念陈忠实专辑”。

  令孔令燕难忘的,是陈忠实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为2016年第二期《当代》题写作品名。那成为他留在世上最后的书法作品。2016年2月16日上午,她给陈忠实发去短信,罗列了需要题写的篇目。晚上,她就收到图片,那是作家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题字。3月,陈忠实打来电话,言语已经含混不清:(题字的)稿费我不要了,只寄几本杂志就行。

  自1984年在《当代》发表自己第一部中篇小说《初夏》,陈忠实和这份杂志的深厚友谊延续了几代人。从到杂志上班那天起,孔令燕听到最多的逸事就是关于陈忠实和《白鹿原》的。

  《白鹿原》责任编辑之一洪清波还清晰地记得,自己1986年9月1日到《当代》上班,比现任副主编杨新岚晚一个月。那时正是《当代》发行量和影响力的最高点。

  1985年6月,《当代》杂志社举办“当代文学奖”。陈忠实的《初夏》获奖。前排左一为陈忠实,左二为常振家,左三为柯云路;后排左二为朱盛昌,左四为何启治

  1992年4月,洪清波和时任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高贤均一同去成都取稿件《中国知青梦》,受副主编何启治嘱咐,顺道在西安带回《白鹿原》。去四川的路上,两人开始看稿。稿子取回后,领导决定在《当代》刊发,并委派资深编辑常振家发稿。四十万字书稿分成两期,发表在杂志的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。

  《白鹿原》后半部的发稿编辑是洪清波。他后来担任《当代》主编,现在退休返聘为编委。“那么特殊的稿子,如果不是当时看过的编辑众口一词,领导估计不会轻易拍这个板。”他回忆道。

  洪清波记得很清楚,常振家激动地说:“就是顿河呀!”他指的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名著《静静的顿河》。接下来,他得说服领导。领导看了没几页,加了五十多个纸条条。“所有编辑看了都说好,领导就不会轻易地动摇决心,当然他得把握,得承担最终责任。”洪清波说。

  “启蒙时代一过去,文学的功能一下就青黄不接了。王朔写《永失我爱》《过把瘾就死》,是谈爱情的。”洪清波记得,去西安取稿时,陕西作协的人告诉他,省里有实力的作家大都去海南了。“我们特别惨,白跑一趟。”后来也有人告诉他,陈忠实好像还在灞桥写一部长篇小说。

  “期刊那几年办得特别垂头丧气,像夏天的午后,总是无精打采的。那些老编辑什么稿子都见过,但一见《白鹿原》还那么亢奋。”洪清波说。小说一发表就引来一片好评,但影响还没有从文学界扩散出去。小说出版,第一版在新华书店才征订出几百本。

  后来,《白鹿原》参评茅盾文学奖。“有个人给陈忠实打电话,说有可能获茅奖,前提是你要删一下,等于平衡两派意见,一派有意见,性就是一个障碍,删一删就完了。现在又恢复到原本。我问陈忠实,他说都恢复了。”洪清波说。

  在洪清波印象里,整个编辑过程都很顺利,唯一的压力就是申报茅奖,有人说别报了,自找麻烦。社长拍板:咱们报,批不批是别人的事。小说得茅奖以后,有关部门规定不允许改编影视作品。一位电视剧导演筹拍十几年,好几次剧本都写好了,接到通知后不得不搁浅。不过,电视剧终究还是拍摄和播出了。北京奥运会前,北京人艺把《白鹿原》改编成话剧,陈忠实去观看了。

  “它对那段历史的评价是全新的,像陈忠实对中国近代史或者革命史这么感同身受的作家,几乎没有了。”洪清波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气质,“它根本是对宗法社会崩溃的记录,跟古董一样,不‘做旧’就是旧的。现在好多作家写得‘做旧’了,你都感觉不像。”

  陈忠实当过公社书记,常年在那片土地上生存,做过大量读书笔记,还阅读了当地所有宗族的族谱和地方志。村子的历史和那些人,都是他熟悉的。“现在有几个人能这样在生活里泡着,下这么大的功夫?而且他自己也说,《白鹿原》把他给耗干了。”杨新岚慨叹道。

  刊登《白鹿原》几年后,《当代》又发表了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。洪清波认为,如果说《白鹿原》流行还有历史原因,那《尘埃落定》就是文学意义上的流行了。

  “《白鹿原》站在了历史的新高度思考历史和人物命运。”孔令燕说,“我们对这样的高峰作品的期待犹在。”

  上班不久,孔令燕第一次出差,与常振家参加《滇池》杂志组织的西南笔会。她在那里认识了作家贾平凹,后来看到许多人向他约稿。“我内心还有点小天真,觉得刚认识人家就约稿,岂不太功利了。”后来,她听同事们说,做编辑就应该积极向作家约稿。2003年,她编发了贾平凹的中篇小说《艺术家韩起祥》。此后,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古炉》《带灯》《老生》等,都由她在《当代》编发或在人文社出版。

  孔令燕在《当代》编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毕淑敏的《血玲珑》,在前辈编辑帮助下共同完成。小说中,一位女强人的女儿不幸患上骨髓停止造血的绝症,医学界为她实施名为“血玲珑”的医疗方案。这个故事呈现了母爱、恋情、伦理和高科技等现代生活的重大问题。

  看完作品后,孔令燕与常振家、洪清波、周昌义等几位前辈一道,与毕淑敏交流意见、探讨改稿,小说几经修改。《血玲珑》出版后卖出十多万册,是当年的畅销书。著名画家吴冠中主动给小说题字,并提供了一幅封面图。

  但文学的实际处境更加复杂。“人家客气说你们是现实主义重镇,言外之意是你们很粗糙,现实主义一度在文学鄙视链中的低端。”洪清波说。

  “好多文坛的大腕,他们喜欢不动声色地描写,他们不喜欢好莱坞,喜欢欧片,欧片的设计感不强,戏剧冲突不强;其实欧片都在向好莱坞学习,好莱坞片有人类政治正确,可能大家认为在艺术水准上低了。”洪清波曾对《当代》第一任主编秦兆阳的结论深以为然:宁肯要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,不要一流作家的三流作品。

  1986年,洪清波刚到《当代》时编发了中篇小说《莫名其妙》,故事背景是央视第一次全程转播世界杯足球赛。比赛都在半夜举行,一位球迷特别担心看重播时知道比赛结果缺乏悬念,写了一张“别跟本人谈足球”的条子贴在背上。单位里有工人成心气他,告诉他巴西队的比赛结果。他愣了一下,就拿饭盒砸了过去。

  这件事引起一场风波。球迷要维护自己“不想知道的权利”,但知识分子同事们都不同情他,说在中国只有“想知道的权利”。最后单位领导认为这是个人主义膨胀,给了他一条莫名其妙的罪名。“小说写了几种势力对这件事的态度,你就能感觉到那个时代,个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多么难,你的同类都不能理解你。”在洪清波看来,这部作品写了具体的知识分子的苦恼,而不是抽象的人的苦恼。

  洪清波退过他认为是一流作家的王小波的二流作品,一篇短篇小说。“里面写一个教师上生物课时,用他的精子给女学生看的细节。”他回忆道,“我就知道他在一个封闭的、严肃的环境里面放纵本性,很多人认为这种放纵很有意义,但是我不觉得有多大意义。”

  《当代》杂志海南笔会,前排右二为汪兆骞,右四为王朔,右五为王海鸰,前排左四、左五为柯云路、雪珂夫妇;后排左五为朱盛昌

  回想起来,洪清波心情矛盾:后悔不后悔,现在说不清楚。“我能接受王朔,接受不了王小波。当时给他写信,我是用王朔来说服他。我说在这一点上,王朔比你有内涵。”他说,“我当编辑没多久,肯定也很幼稚,但我是凭着本能做的。”

  让洪清波欣赏的“现实主义”,还有2016年发表的宋小词的《直立行走》。姿色平平的大学生“城漂”交了帅气的本市男朋友,情人节那天得到好消息:“咱结婚吧。”

  对于一个“城漂”来说有根了,但她清楚结婚为了什么:男朋友家要棚改,一结婚两个家庭肯定分两套房。婚后发现公公是癌症晚期,没熬到分房就去世了。但家里密不发丧,直到遗体发臭,跟街道来动员的人发生冲突,坚持先分房后发丧。警察要铐她老公,她动手把警察打残疾了。她从监狱出来,一切时过境迁,老公分了房,有了新的家庭。

  “很多人看了都说好,它触及了中国社会变革中城镇化与房地产这两个最热点的问题。城镇化和房地产是大趋势,但在社会进步中,写小人物的命运难道不是作家的责任吗?”洪清波说。

  《直立行走》获得了当年“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”中短篇总冠军。“拉力赛”从1999年开始举办,每期由读者投票选出当期发表作品中最好的一篇,产生一个分站赛冠军,年终再做读者调查,选出一个年度总冠军,不论体裁和篇幅。2016年开始,总冠军分为长篇、中短篇和散文三项,王树增的《抗日战争》获得了长篇总冠军。

  洪清波认为,《当代》值得铭记的开创性作品还有:第一个刊登写中国远征军抗战的邓贤作品《大国之魂》、可以跟《动物凶猛》媲美的王刚的《英格力士》等。“文明的力量永远在最荒芜的土地上,还可以生根发芽。”他感叹道。

  1990年代后期王干和王蒙“二王”讨论之后,前者提出“新写实主义”概念,举出的代表作是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和余华的《活着》等。“以‘新写实’的名义回归以后,好像提写实就不丢人了,以前一谈写实就是没有才华的表现。”洪清波说。

  “早期《当代》的现实主义,有点像巴尔扎克那种传统现实主义的社会认知和启蒙的功能。随着网络普及,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直接接收者,这时候仅仅通过作品传递一种新的生活样式,读者就不满足了。这对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,在变化中发现恒久不变的东西。”孔令燕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。

  坚守现实主义的《当代》得到了回报,虽然不再有1980年代的高峰,但一直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。2012年开始发行趋于稳定,2014年之后每年都少量增长;将近二十年没涨价,2019年提价五元。“当时担心涨价带来订户减少,后来发现没有减少,还涨了几百本。”孔令燕说。

  2018年《当代》杂志合影,后排左四为孔令燕,前排左三起分别为杨新岚、洪清波、石一枫

  2005年进入《当代》做编辑的石一枫,既编又写。他最初崇拜西方现代派作品,慢慢认同了《当代》的现实主义。他主要约同龄人的稿件,空军的作家王凯、北师大中文系出来的李师江,以及一批“北漂”作家。他尊奉老主编周昌义的一句话:编辑跟作家一块成长。

  陕西作家红柯于2018年猝然离世。因2001年发表在《收获》杂志的长篇小说《西去的骑手》,他引起广泛关注,被称为文坛“黑马”。

  “红柯擅长写西部那种充满想象力而且磅礴的诗情画意,他的作品血性张扬、生命勃发。”孔令燕视红柯为朋友。他后来在《当代》发表的几部作品,如《大河》《阿斗》《好人难做》等,“可以看出《当代》更重作品的现实性”。在《阿斗》中,孔令燕看到了另一个幽默、诙谐、轻松的红柯,“他讲的三国史,是调侃、拟人、生活化的历史,写得充满趣味和人生意味”。

  孔令燕曾鼓励红柯沿这种风格再写一些,如上古史。红柯老家在岐山——周朝发祥地——那里的传说都是中国古代史和《封神演义》里的神话故事。她建议不要按神话写,而以现实主义精神看历史人物的命运,以及人物与时代、国家的关系。“红柯听了建议后也很兴奋,还和我细数了那些神话人物在他家乡的印迹遗存等等。没想到成为缺憾。”她慨叹道。

  《当代》要求编辑认真对待自然来稿,不遗漏任何一篇好作品。2002年左右,孔令燕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一篇关于在湿地里保护天鹅的作品,感觉有点像朱哲琴唱的那首《丹顶鹤的故事》。“小说写得优美、细腻、生动,我看后特别感动,像在沙里发现了金子。”孔令燕兴奋地撰写审稿意见,小说送审通过后刊发。

  到现在,孔令燕也没和作者见过面,不知道他是否在写作。她遇到很多类似情况:也许是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段经历触发作者开始写作,所写的都是他最感同身受的。如果他不能改变题材,不会讲述别人的故事,就不能成为职业写作者。

  大约2012年,一位朋友介绍作家王鼎钧的书给孔令燕。她读后很喜欢,尤其对作品里的一句话印象深刻:“祖国大地,我一寸一寸地看过,一缕一缕地数过,相逢不易,再见为难,连牛蹄坑印里的积水都美丽,地上飘过的一片云影都是永恒。我的家国情怀这才牢不可破。”

  王鼎钧的作品当时国内尚未出版,孔令燕辗转联系上作家。他的日记体散文《水流过,星月留下》,先在《当代》开专栏发表,后来出版。这些散文记录了他移民纽约后的生活见闻,文字凝练老到、从容干净。

  在邮件往来中,孔令燕能感受到王鼎钧亲和平易、古风犹在的真诚。“每次老先生落款都是‘鼎拜’;一直无缘见面的他,前两年托从台湾到北京出差的妻弟专程来看我。还嘱托合拍张照片,说算是见了面。”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。

  文学作品要着意关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。“如何塑造榜样,讲好感人的、正面的故事,这是我们当代文学从业者需要思考的事情。”孔令燕在电视上看到港珠澳大桥设计师之一刘晓东讲述建桥过程,为那些艰难,以及建造细节和建造者的精神打动。她想,如果有一篇纪实作品就好。

  正在那时,孔令燕接到中央电视台记者长江的电话,说自己刚做完一期关于这座大桥的电视节目,把素材写成了报告文学。稿件只有七万多字,她看后和作者商量修改一遍,发表在《当代》2018年第三期上。她感觉这个题材可以继续深挖,扩充内容出版。最终长江采访到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朱永灵,他为大桥奉献几十年,从未接受媒体采访。几经周折,长江成为采访他的第一人。

  “朱永灵看上去更像朴实严谨的工程师,一点没有官员的样子,真的是兢兢业业几十年就做了一件事。大桥通车之后,他依然谦虚低调,不再接受任何采访。”孔令燕回忆。那篇《天开海岳——走近港珠澳大桥》果然受到了一线建设者认可,不出意料,也在“拉力赛”中赢得了读者们的选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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